y2k

重聽 Kenny 的《眼紅館》，我想在，不知kenny他跑那裏去了。

Kenny 是第一個我見過真人後，打從心裏喜歡的藝人；那時他還未正式出道，只是參演過港台的《Y2K +01》；在牛棚書院的一個seminar分享一下作為年青人對某議題(忘記了)的看法。完場後，他和一個女孩子在外面打打鬧鬧 -- 我從未試過，一個本來只能在電視上看到的人，這麼真實地呈現在我眼前。我說真實，因為他正在做的事，和我每天做的差不多，神情差不多，動作差不多；不像一些刻意包裝過的藝人，就算共處一"lift", 面前那個人還像是假的一樣。

然而，這麼實在的一個人，竟然有著一副如漫畫男主角的臉！這能不教一個二十歲的女孩子心動麼？

然後，想起了 "Y2K", 2000年和她的前後兩年的暑假，港台都推出了y2k系列，分別為"y2k前的暑假"、"青春@y2k", 和"y2k+01"，因為打從會考起我已放棄追看電視劇，頭兩個系列都沒有追看，只有"y2k+01"，因為當時寬頻變普及了，而我也入住了設有寬頻網絡的大學宿舍，可以透過互聯網每個星期追劇(那種"追", 也不用定時定候坐在電視前，只需要播出日那晚看就可)，也能重溫之前的兩集。

那三年，太公適值十來二十歲，對這些「尋覓夢想」類的青春劇很受落；而港台的選角也很好： Isabel、Moe、阿樂(余文樂)、kenny、方力申、阿sa等等等等，當中還有些是以前《Yes！》的校花校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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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8，與y2k也相距8年；當日劇中的主角和我，還有我的同伴們，都往那裏去了？

朋友A去了流浪，B辭去了工作休息中，C、D和E都說要結婚，連我當天痴痴暗戀著的F也在前兩天邀了我去他的婚禮；G更誇張，孩子都已生了兩個....

更多的，都在某個角落工作著、生活著 (其實就算C-G的諸位亦然)，為了生活似乎想要往上前進，營營役役得都彷彿失去了人生的方向了....還是，這「方向」，我們從來都未曾擁有過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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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星期的週末節目，女主持跑去走「毅行者」，我要當替工。

講父母如何照顧子女，我說不來，就挑了「年青人關社認知如何與家庭發生衝突」的這題目。

預備資料之際，我想起了一件事。

九年前，因為鍾庭耀的「陰乾」事件，港大校長鄭耀宗被趕下台；翌年我甫進港大，就參加了學生會的那個「關注新校長遴選委員會」。

有一天，跑去立法會反對政府干預學術自由。豈料我們那一格的示威區，只有張韻琪、我和另一位同學站著，與旁邊不知爭取甚麼的，形成強烈對比；碰巧那天無線的攝記來了，把我們通通拍進去。

之後，我成為中學同學之間的話題：「嘩，太公走去遊行喎」；這不打緊，重要的是更成了太公媽的師奶茶餘飯後話題；那晚，那位連我選甚麼科目都沒有意見的娘親，卻嚴正地告誡我不要再走去示威。

不過，我們這小組之後也沒有走去立法會示威了。直到零三年畢業後的七一遊行，但她也沒有再說甚麼了。也許當時的那些民怨，令我沒有再變得「鶴立雞群」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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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訴我這消息，他連電話也沒有打，只是通過MSN來傳話。

我們還很熟絡的時候，幾乎每晚都icq. 我總愛用invisible mode, 扮自己offline, 讓他一時看得到，一時看不到。

那時的我還愛煲粥。也會拿著電話和他講過不停。

我們的關係像美元對港元的匯價，上到高位，都只是很要好的朋友而已；雖然，我總愛以他為對象，宣洩一些虛無的情感。

忘記是那一天，突然，我厭倦了那份虛無；我想將那份虛無變成現實，卻發現自己從來都沒有動力作出相應行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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Year 2 interhouse 的那個話劇結束後，我們一幫女孩子都嚷著要實現夢想。現在，有幾多個夢想可以真正實現呢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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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月發薪水的時候，我感覺很實在。工作、支薪、購物、儲起、工作、支薪、購物、儲起....我似乎是實實在在的存在。

突然有一天下班的時候，聽著《眼紅館》，我方發現在我面前的，其實都很虛無。

所謂的社會責任是虛無、孰是孰非也是虛無、跟進、投訴、所謂幫助....都是為了某人的虛名而作而已。

然後，我發現我身邊的語言變得不再熟悉 -- 怎麼耳邊多了這麼多的國語？廣東話的口音又如此不同了？為何我又總是要適應新的樓宇、新的街景、新的店舖、新的人物....一切彷彿都是鏡花水月，過眼雲煙。

這時候，回憶反而變得實在；我的時間彷彿永遠被凍結在y2k。也許，是因為這個理當重視現實的國際金融大都會，我們內心的思想卻總是，獨獨地被架空 -- 只有在那些明德格物的學府，還會為思想保有一絲空間 -- 起碼在y2k時，她還如是。